又諭

   在進入新千西禧年的開端之際，全球化的趨勢明顯對人類各種層面造成強烈衝擊。本書有系統地分析美國、英國、瑞典、法國、德國與日本等六個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全球化面貌，分析其國內階級定位、國內政治結構與政治文化、外交與國防政策立場、全球涉入程度、產業與經濟結構、適應全球化的能力與策略，是一本研究全球化脈絡的生動教材。

轉型主義論的核心理論相信在即將邁入新千禧年的時刻，全球化市引發社會、政治與經濟變遷的主要趨使動力，而這些變遷正逐漸地重塑現代社會與世界秩序〈Giddens, 1990; Scholte, 1993; Castells, 1996〉。對此一觀點的擁護者而言，當代全球化過程乃歷史上前所未見，因此全球各國政府與社會將必須有所改變以適應國際與國內事項、外部與內部事務不再有顯著分野的新世界體系〈Rosenau, 1990; Cammilleri and Falk, 1992; Ruggie, 1993; mliXXXXXnklater and MacMillan, 1995; Sassen, 1996〉。對羅森瑙而言，“國家內部”事務的成長定義了“新的疆界”、社會與全體人民之命運也取決於日漸擴張的政治、經濟與社會空間〈Rosenau, 1997, pp. 4-5〉。在這方面，全球化被視為一股強而有力的轉型力量，這股轉型力量是引發社會、經濟、管理機制以及世界秩序大規模變動的主要原因〈Giddens, 1996〉。

然而，在轉型主義論的解釋中，這些變動的方向仍未有定論，因為全球化基本上被視為一種偶發且充滿矛盾的歷史過程〈Mann, 1997〉。哪些區域的全球化可能成為引領先驅？全球化可能預示何種世界秩序型態？這些概念是一連串無限期的動態過程，也是引發爭議的主要癥結所在。相較於懷疑論與超全球主義論的解釋，轉型主義論者對全球化的未來發展軌跡並沒有明確主張；他們也不企圖評價當前某些單一固定的“全球化世界”典範，不論是全球市場或全球文明。取而代之地，轉型主義論的解釋強調全球化市一種長期的歷史過程，此一過程中充斥許多矛盾主要由許多因素的結合所形塑。

然而，轉型主義者也認為必要對全球化的未來確切性抱持謹慎態度，他們相信當代全球經濟、軍事、科技、生態、遷移、政治與文化交流達到一種歷史上空前的發展型態。誠如尼若普〈Nierop〉對當代全球化的描述：“就單方面或多方面觀點而言，現代世界各國的領土範疇或社會層面即使尚未整合成單一世界體系，但是至少在功能上幾乎已成為龐大全球體系的一部分”〈Nierop, 1994, p.171〉。然而，單一全球體系的存在並不能因此作為全球趨於一致或達成單一世界社會的證據；相反地，對轉型主義者而言，全球化關傒到全球新階級型態的形成，在此階級架構內的部分國家、社會與社群正逐漸深陷全球秩序體系的同時，也有其他國家、社會或社群的邊際化情況正日益惡化。全球權力關傒的新結構正逐漸具體成形，傳統南北分立的局面迅速屈服於新國際分工體系下，如此一來，“核心─邊陲式的金字塔階級結構不再是一種地理性質的劃分，而是一種有關世界經濟的社會性質劃分”〈Hoogvelt, 1997.p.xii〉。談到南北國家或第一世界國家與第三世界國家等概念時，勢必要對貫穿並擴散至世界所有的社會與區域，重新配置傳統國與國之間包含與排斥關傒的全球化新階級體系進行檢視。南方與北方國家，第一世界與第三世界國家都不在清楚地劃分，取而代之地，這種階級型態集體蘊藏於世界所有主要城市內部。在傳統金字塔式的世界社會結構中，只有少數成員位居頂端地位，大多數成員分佈於底部基層；現代全球新社會結構則可以想像成劃分為三個等級的同心圓，每一等級均跨越國家疆界，分別代表菁英階層、對現況滿意階層及處於邊際地位階層〈Hoogvelt, 1997〉。

當生產活動與金融領域逐漸呈現出全球與跨國傾向時，全球階級體系的重新配置勢必結合了經濟活動打破國界限制的發展趨勢。從其他不同的出發點而言，柯司特〈Castells〉與拉吉〈Ruggie〉等人認為經濟全球化的過程使國家經濟面臨重組，因此國家經濟活動空間不再與國家領土界線契合〈Castells, 1996;Ruggie, 1996〉。在此一全球化經濟體系中，跨國生產、交易與金融體系網絡促使不同區域的社群與個人命運更緊密地結合。